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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主导性的体制特征，必然是要求形成中央本级多收少支、以转移支付支持欠发达地区的模式，换言之，从分税制之下中央地方之间收入分配的内在逻辑来看，全局的合理性必然是要求首先中央本级收支，然后，再依靠中央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实施倾斜支持，有针对性地使欠发达地区也能将其财力与其事权相匹配，得以多拿到一些可用财力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于是地方本级总计必然支收)。

7月小麦上市也未止住上涨势头，价格高开高走。所谓粮食市场政策化，指2004年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以来，政府通过实施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政策性收储粮食拍卖等市场干预政策，掌握了市场上的大部分粮源，粮食市场供应主要依赖政府拍卖政策性粮食库存，形成政府调控政策主导粮食市场基本走向的格局。

其次，形成政策导向的粮价预期。但今年的政策执行表明，多元托市主体确实强化了托市机制，支撑粮价上行，但并没有减少市场扭曲，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市场垄断，增强农民和下游企业的不稳定预期，提高政策执行与监督成本，增加宏观调控的复杂性。首先，需要高度重视目前粮食市场日益增强的政策化趋向。其次，采取定向限价补库措施。政策调整或许旨在增强托市机制，减少托市收购对市场的扭曲作用。

眼下又到了秋粮上市前粮食青黄不接、市场供应趋紧、粮价看涨预期增强、市场波动趋于加剧的敏感时期。下一步政策取向如何调整完善粮食调控政策，是亟待研究的课题。但是，对于什么是中国面临的经济新格局，我们应当如何去应对这种新格局，大家却有不同的理解。

所以，在收入结构上，资本和自然资源所有者收入份额不断提高，而劳动和专业劳动(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收入份额不断降低。为什么没有能够顺利实现80年代初期就提出的目标呢?在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时候，曾经对此做过深入的讨论。欲转方式必推改革但是，问题来了。在我看来，在前一个阶段，全球经济体系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两类失衡经济之间的互补。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党中央和国务院就已经提出，要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世界范围内也罕见。

新时期新格局的特点，就是要向一个再平衡的方向走去，全球经济能不能在今后稳定地发展，就取决于这一再平衡的进程。到了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超额实现了，但是，前提没有实现。当时列举了若干种体制性障碍，归根到底就是一条，即政府仍然保持着计划经济条件下那样过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但是，两者之间却可以通过互补，达到某种平衡。

当然，这种平衡很脆弱的，世界和中国许多经济社会问题也由此产生：比如，美国为了维持这种平衡，就利用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大规模地进行货币和信用扩张，通过入超大量换取别国的资源。城市化进程加速以后，有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就是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所以，要走出这次危机，真正实现经济复苏，就要解决再平衡的问题。这就造成整个经济的内部失衡：储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变得愈来愈严重。

众所周知，这一次全球金融危机正是由此产生的。劳动者和专业劳动者的收入份额降低，专业劳动者和普通劳动者的消费倾向是高的，储蓄倾向是比较低的。

这样，就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由于收入分配的结构是由生产中各类生产要素决定的，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一直采取依靠投资的经济发展方式，结果就造成收入分配中资本所有者的收入份额不断提高。

很清楚，解决体制问题惟一的途径，就是通过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体制的改革。还有一种说法，新格局的特点是中国经济结构将要朝着以人为本的方向快速调整。这两种失衡的经济就本身而言，是无法持续的，因为或者有正的大缺口，或者有负的大缺口。如果不能改变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中国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惟一的办法就只有增加投资，特别是政府的投资。在中国，则造成了内需不足，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提高过慢，收入差距拉大;还有，各国之间贸易摩擦加剧，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得非常被动。而政府和富裕人群的储蓄倾向是高的，而消费倾向是低的。

储蓄率过高，一个出路是投资，中国投资率现在约为46%—47%，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这样一种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政策，能够暂时稳住经济，使得经济不至于急速下滑，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依靠这样的短期政策，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走出危机。

2005年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于内部失衡的原因做过深入的讨论。在执行十一五规划过程中，我们又做了总结，为什么这一期间经济增长的模式有所改善，却仍然不尽如人意呢?因为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创业的经济环境、法治环境未能建立起来。

各个国家要实现自己内部经济的再平衡，进而达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个目标也没有实现。

或者认为新格局的特点是从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转变。根本的途径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劳动，特别是人力资本的作用，提高专业人员的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样才会提高劳动者和专业人员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才能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才能根本扭转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最近，政府官员、产业界和学术界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十二五规划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为了保持这样一种平衡，货币政策就变成被动地大量增发货币，造成了流动性泛滥，导致了资产泡沫形成和通胀威胁加大。

还有人士认为，新格局的特点就是中国将要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是决定性角色。有的研究者认为，新格局指中国从一个低中等收入国家，快速提升到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中等收入国家。

这两类经济，一类是像中国这样的经济，其内部的失衡主要表现在高储蓄率、低消费率。在九五计划中提出了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和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两个根本转变的要求。

在制定20世纪最后20年计划的时候，也提出了这样的目标：在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到本世纪末(2000年)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所谓一举不是一个单项动作，而是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推行的全面改革，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

它们之间通过贸易往来、资本流动，却可以达到一种平衡。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来扭转这种状况。不过，对于什么叫平衡，什么叫失衡，什么叫再平衡?即便是持有同样看法的人们，也往往有着不同的理解。他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坚持内外均衡发展，着力构建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

相反，还有某些恶化的趋势。当时，大家都认识到中国内部失衡的深层的原因是经济增长方式存在问题

这些债务支出直接导致地方政府的消费和投资支出的增加，尤其是 投资支出的增加。随着我国中央政府最近频频出台对地方融资平台的清理整顿措 施，我国各地地方政府纷纷忙于做好账目文章做出应对。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通过 资本运作，大幅度提高财务杠杆率，从而不断累计财务违约风险。我国的土地征收补偿条例的补偿不是根据土地市场价值补偿，更不是在其后依据土 地增值至少部分归公原则从中收走归公的那部分地价，而是只按被征收土地的使用权年限和原用途给予补偿，这使得征地法规作为天条本身就明显缺乏公平性和 合理性。